a16z办大学与Thiel奖学金：硅谷正把“好学生”改成“已动起来的人”

文｜Sleepy

导语：年轻曾意味着人生有大量未定之处，如今却越来越像一项需要尽快兑现的资产。从Peter Thiel基金会资助年轻人辍学，到Marc Andreessen的a16z斥资3500万美元办HAA，硅谷正把创投筛选器前移到18岁。

从“别上大学”到“自己办大学”

2010年9月，Peter Thiel的基金会宣布“20 Under 20”项目，计划挑选20名不到20岁的年轻人，每人给10万美元、两年时间，去做那些“等不到毕业”的事。次年5月首届名单公布，实际入选24人。当时不少媒体报道的标题都是“PayPal联合创始人发放10万美元奖学金，让他们别上大学”。奖学金，资助不上学。

十六年后，Marc Andreessen的a16z掏出3500万美元，在旧金山开办新学校Horowitz Andreessen Academy，简称HAA。首届招50人，计划在2027年秋天开学。

给钱让人drop out，和掏钱自己办一所学校，两笔钱瞄准的是同一种焦虑，也是同一个年纪。出得起钱的VC们越来越着急，他们不再关心一个年轻人以后可能成为什么，而是逼着还没走出校门的人证明今天已经做成了什么。

倒放的磁带：辍学如何被包装成抢跑

辍学从来不是新鲜事。比尔·盖茨、乔布斯、扎克伯格都曾辍学。但耐人寻味的是，辍学究竟从何时起，被反向包装成了一堂目的明确的成功学抢跑课。

当事人讲的故事，和后来资本转述的相去甚远。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演讲中提到，从Reed College退学后，他在学校旁听了约18个月课，还纯粹因为喜欢去上书法课。那时没人知道个人电脑会长成什么样，他更不可能在18岁就算准，十年后这些字体会被搬进第一代Macintosh。

乔布斯说，你不可能充满前瞻性地把生命里的碎片串联起来，只有在回头看时，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。但在后来被倒放的叙事里，退学被修剪成了一场精准的提前抢跑。

2011年底，《福布斯》推出第一届“30 Under 30”，年轻与商业回报被正式焊进同一张表格。但“越早越好”真是一张包赢底牌吗？MIT经济学家Pierre Azoulay调取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算过，全美增长最快的那0.1%明星初创，创始人起步时平均年龄其实是45岁。即便在最迷恋年轻人的硅谷腹地，成功重心也从没落在二十岁。

动手写代码、攒产品，任何时候都无可厚非。微妙之处在于，问题不再是你能否做成，而是你值不值得被提前催熟。

不可否认，Thiel Fellowship押中过超级outlier。到2022年，它扶持过的项目总市值超过2200亿美元，版图里有Figma、以太坊和Luminar。跑出来的巨头是真的，诱惑便随之被制度化。在流量工业里，kidfluencer靠短视频轻松做到数十万美元年收入，促使各州紧急通过法案保护未成年人信托账户；在软件世界，高中生在GitHub上的commit和推特上的build in public，被直接挂上估值乘数，换算成天使轮谈资。

算法和平台把“被看见”的门槛砸穿，也顺手把“被展示”变成未成年人的新KPI。点赞、粉丝量以及账本上的ARR，形式不同，却都是可以被量化、被催熟、被早早贴上价格标签的指标。“越早越好”，就这样从极客脱离体制的反叛，变成了创投流水线向未成年人索要财务回报的共谋。

抵押物：用“实质进展”换支票

Thiel Fellowship的硬指标是不超过22岁，且手里不能有文凭。申请时可以是注册在校生，但一旦入选，必须办退学手续。不走出校门，就别想拿走这笔钱。它不逼你立刻注册公司，条款里只写了一条略显抽象的要求：要有“实质进展”。你可以还没写出一行能跑的代码，但手里必须有一张笃定的图纸。在投资人牌桌上，这种笃定成了你换取10万美元支票唯一的抵押物。

Thiel反复将高等教育形容为正在膨胀的次贷泡沫。信这套的人在硅谷不少，a16z合伙人Chris Dixon早在2013年就写文将文凭斥为陷阱，人们追逐它，仅仅因为别人手里也有一张。

但这次亲自下场办学校的Marc Andreessen，身份却格外微妙。2007年，他在博客里给年轻人的建议务实得像个东亚家长：进最好的名校，把GPA、科研项目和大厂实习刷满。这位如今硅谷最激进的技术教皇，本身是大学体制最纯正的受益者。直到2023年发表《技术乐观主义宣言》，他把growth、competition、accelerationism捧为绝对正义，象牙塔被归入阻碍加速的陈旧阻力。当这套原本属于VC投决会上的汇报词，被原封不动搬进一所大学的招生简章时，教育的边界彻底没了。

窄门：HAA要挑“已经动起来的人”

坐在新学校招生桌前的，是三个深谙创投游戏的老手：Marc Andreessen、Erik Torenberg，还有操盘手Gagan Biyani。三人的履历几乎写明了这所学校的底色。Erik Torenberg创办的On Deck核心资产就是创投圈子，2025年Torenberg的播客媒体公司Turpentine被a16z打包收编，他本人以GP身份加入a16z；CEO Gagan Biyani创办过Maven和Udemy，在创投周期里摔过跟头，也吃透了流量。在创投周期里被资本反复揉搓过的人，转过身来，要给硅谷定义什么叫“好学生”。

这所学校一出场，就带着极其标准的硅谷式光环。学校总共融了4200万美元，a16z领投3500万。官网上码着一排顶级大厂，OpenAI、Anthropic、Meta、NVIDIA、Palantir、Stripe等，统称“创始合作伙伴”。不过这些大厂既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出资人，也不对学生做任何就业或实习兜底。更多时候，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品牌互蹭。

那么，究竟谁能挤进这扇门？招生页开篇第一行给出答案：“We're looking for people who are already in motion.”（我们在找那些已经动起来的人。）学校将agency解释为对感兴趣的事物采取实际行动，录取以proof of work为最重筹码。有意思的是，旧体系凭证并没有被全盘废除。第一轮筛选砍掉推荐信和申请文书，要求交个人作品集网站与视频；但与此同时，高中成绩单和标化考试成绩依旧少不了。既要你的outlier天分，又舍不得放下体制内的筛子。

学校给出的条件听上去像在做慈善：首届免学费，学生保留所有项目IP，学校不占股权、不抽分成、不要优先受让权。它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，而是一个设下极高门槛、专挑成品天才的早早期孵化器。学校的心思藏在隐私条款里：申请阶段，平台会收集你的代码库、论文、商业计划与营收；在读及毕业后，它会持续追踪你的项目进度、Offer、薪资水准与创业融资额。第一批50个席位，加上顶配导师和企业矩阵，正在结成一种新型声望认证。说到底，无非是用一张印着顶级VC认证的新厂牌，替换掉常春藤的旧文凭。

回炉：退学最难的是再造同龄人圈子

John Marbach是2011年第一届拿到Thiel Fellowship支票的人。当年他从Wake Forest退学，做了一款叫Glider的邮件协同工具，顺利入选Y Combinator；后来Google随手做了一个免费竞品，他的公司迅速失去活路。2013年，Marbach决定回学校把书念完，代价是放弃还没到手的5万美元。

创投圈复盘这件事时，总以为创业失败的代价无非是项目死掉、投资人赔光。但Marbach多年后提起这笔钱，说的却完全不是输赢。他说离开学校后才意识到，退学最难迈过去的一道坎，其实是身边的人：It's really hard to create your own peer group.（你很难靠自己重新造一个同龄人的圈子。）你能用代码创造一间公司，却无法在真空里重新创造一个班级。大学那几年的经历，他说，是一生一次的东西。

把镜头拉远，Thiel Fellowship内部始终站着两批人。一种是Vitalik Buterin这样的绝对异类，徒手造出以太坊；但更多的，是John Marbach和Eden Full这样的人，哪怕做出了太阳能设备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普林斯顿念完了机械工程。2012届的Tara Seshan坚持读完本科才去领奖，她的理由是刚高中毕业时自己根本没准备好，是大学给了她成熟、交朋友和犯错的时间。退学是一种走法，返校是另一种走法。

在投资人的模型里，中途换专业、办一本没人看的学生刊物、做一项五年内看不到商业产出的基础研究，全是无法计提回报的沉没成本。但放在一个二十岁的人身上呢？教育最昂贵的一部分价值，恰恰在于它允许一个人在没有PMF的状态下，理直气壮地多待几年。公司的PMF，越早找到越好。人不一定。

药方：传统大学病了，硅谷药方就灵吗？

传统大学确实病得不轻。全美私立大学标价学费平均高达45000美元；2024年全美拿到本科学位的人里，近一半背着债务毕业，人均负债29560美元，全美学生贷款总额突破1.66万亿美元。

大学自己也在顺水推舟。既然大家都是冲着找工作来的，高校索性把教育办成了一场公开的ROI核算，Gallup调查里，六成学生承认入学就是为了找份高薪工作。大学自己先把教育做成了一笔算计回报的买卖，这恰恰给了硅谷破门而入的理由。

可硅谷开出来的药方，真有那么神吗？项目制教学不是什么新发明，WPI和Olin学院几十年前就在这么干。HAA真正做的事，只是把一个人的出口死死卡在“要么创业，要么进高增长科技大厂”这两条窄路里。

更何况，硅谷自己办学是有过翻车黑历史的。上一波说要颠覆大学的明星项目叫Lambda School，靠“找到工作再付学费”的口号融了几千万美元，最后因为涉嫌夸大就业数据被监管重罚。更早的Minerva卖的是没有校区的全球游学，Palantir联合创办的奥斯汀大学卖的是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。

现在的HAA，卖的是通往Sand Hill Road的门票。换汤不换药。如果所谓的新教育，只是把GPA换成ARR，把对教授的顺从换成对投资人的迎合，那这不过是把同一批年轻人，从一间流水线倒腾进了另一间。

暂时无用的几年：教育不该只剩转化率

老学校死守考卷，硅谷推销GitHub提交记录和六位数ARR。表面上是旧规则与新规则的对抗，底层运行的，仍是同一套挑选资产的逻辑。它们都在迫不及待地，把一个十八岁的人压缩成几串方便拿来比对的指标。可这段岁月最值钱的地方，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。没有变现压力，不用每天盯着留存率和增长曲线提心吊胆。

当a16z们把“已经动起来”明码标价为入场券，商业世界其实在合谋提前剥夺年轻人犹豫选择的权力。一个还没找到终身志趣、还没有攒出代码仓库、还没有在社媒上制造出哪怕一点点声量的十八岁年轻人，还配不配拥有一段优质的教育？

HAA的招生页面没有回答。它大概也不需要回答，在创投的漏斗里，追求的是转化率，算的是击中率；它本来就不是普惠设施，只是一扇专给outlier留的窄门。这所学校以后哪怕真走出了几个独角兽创始人，也只证明这套筛选机器精准地挑中了那1%早就磨好刀的人。它证明不了任何关于成长的常识。

学校本该是另一个地方。它至少该容得下一个刚成年的人，心安理得地过几年“暂时不知道有什么用”的日子。一个社会如果连二十岁的年轻人，都不再被允许“浪费”几年时间去发呆、去试错、去漫无目的地看一看世界，那才真让人觉得可惜。